弗朗西斯·培根：在科学与文学间搭建桥梁

仅有的高傲v · 发表于 2026-6-6 19:29:39

　　作者：陈浩然（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
　　今年是英国学者弗朗西斯·培根逝世400周年。在西方学界的传统中，培根往往被视为现代科学与经验主义的奠基人之一。他陆续出版了《随笔集》《学术的进展》《新工具》和《新大西岛》等著作，名声显赫。1618年，詹姆斯一世任命培根为大法官，这是当时英国司法体系的最高职位。作为声名卓著的哲学家，身居高位更使他成为焦点，学界对他的探讨也从未停歇。
　　17世纪英国作家本·琼森在《见解集》中称培根“学识渊博而有才干，却又命途多舛”，可以与“狂傲的希腊”和“自负的罗马”相比，甚至可置于其上。这一评价将培根的散文视为足以与古希腊罗马文学遗产相提并论的巅峰之作，高度肯定了培根的地位。有趣的是，琼森在悼念莎士比亚的诗《致我敬爱的作家威廉·莎士比亚》中，也用了极为相似的修辞，“让你独自屹立，被拿来与那狂傲的希腊、自负的罗马／以及自其灰烬中再度出现的一切相比较”。
　　18世纪启蒙时期，大文豪亚历山大·蒲柏对培根的评价颇具代表性。在《人论》的第四封书信中，蒲柏表达了他矛盾的态度：“想想培根曾如何熠熠生辉/他曾是最智慧、最光明却也是最卑微的人。”他用“最智慧、最光明”的品质将培根推至人类才智、光辉的极点，却在同一句里加上了极刺耳的“最卑微”一词，直指其功利、逢迎。1621年，培根因被控在担任大法官期间受贿与司法腐败遭到议会弹劾，随后被罢免并短暂监禁在伦敦塔内，虽然很快就获释，但是被禁止再担任公职。他曾说，他是英国近50年来最公正的法官，对他的判决也是英国近200年来最公正的判决。
　　19世纪美国作家爱默生尤其看重培根在辨识事物“本质”与人类对事物的“理解”方面的贡献。他注意到培根通过“印章与印迹”的比喻，说明“真理”与“自然”之间既相互对应又不能简单等同这个道理。他认同培根在这一点上的敏感度，指出培根通过类比和转化，把规律提升到了伦理及政治层面。
　　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知识界出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转向，即验证真理的标准开始从传统经院哲学转向经验主义实践，许多学者通过制作精密量具来再现自然，培根就是其中的一员。在《新工具》中，他主张以系统观察、实验、经验材料为出发点，通过逐步排除、比较和归纳来接近自然规律。在《新大西岛》中，他描绘了一幅以实验室和研究院为核心的科学新秩序蓝图，一个名为“所罗门之宫”的机构掌握着最高的知识和权力。“所罗门之宫”的内部有分工明确的研究者、实验者和记录员，拥有各种先进的实验设备，研究内容涵盖自然哲学、技术发明、医学等领域，这一设想被后来的英国皇家学会等机构视为理想模型。
　　培根在《学术的进展》中对“占星术”“自然魔法”与“炼金术”这三种传统秘术持批判态度，指出“这三门学问在达成上述目标的过程中，无论理论还是实践，皆充斥着谬误与虚妄”。然而，他并不因此全盘否定其价值，而是在批判的基础上作出了更为细致的区分与评价。他援引《伊索寓言》来阐发其深层意图——农夫临终前告诉儿子们葡萄园的地下埋有黄金，儿子们掘遍土地却一无所获，然而正因翻土深掘，来年竟意外获得了大丰收。培根以此比喻指出，通过寻找与搅动，可将大量有益而丰硕的发明带到世人面前。
　　在此基础上，培根进一步将炼金术的操作路径区分为两类，并明确表达了立场。他肯定的一类是渐进的、基于自然性质认识的操作，他认为这在原则上是可能的；他否定的一类是突变式的、依赖神秘媒介的操作，即相信“将几粒药剂投入其中，便能在片刻之间将大量的汞或其他物质点化为黄金”，此类主张在他看来近乎荒诞，不过是以神秘手段掩盖知识的匮乏。
　　培根在炼金术思想史上的地位颇为独特。约自1620年起，原子论者的影响日增。培根虽未就元素问题留下大量论述，却是一位对物质精细结构之重要性有着清晰认识的原子论者。他认为热的本质在于运动，这意味着他对炼金术的态度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脱离了传统的元素转化框架，而转向以物质结构与运动为核心的更高范畴。
　　作为主张通过科学改造自然并服务社会的科学家，培根将目光投向当时科技较为发达的中国。培根究竟通过何种渠道了解中国？他的一生，在中国恰好对应明朝万历皇帝在位的绝大部分时期。万历朝前期以张居正主政，推行“一条鞭法”等改革，国力一度振兴。在对外知识交流层面，这一时期恰是欧洲对华文化交流的关键阶段。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正在中国活动，他们将关于中国官僚制度与技术的报告传回欧洲，构成了培根认知东方的知识背景。
　　从培根可能阅读的文献来看，西班牙传教士门多萨是较为可信的信息渠道。1585年，他汇编此前修士们关于中国的各类报告，撰写成《中华大帝国史》，为当时的欧洲人打开了认识中国的窗口，是较早的系统性权威著作。培根从门多萨那里了解中国，这一点得到了中西文化交流学者夏瑞春的肯定。他在《17、18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形象》前言中指出，“由于这部著作是受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委托编撰的，因此长期以来被视为关于中国的权威文献”。钱钟书先生也在《17、18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一文中列举了诸多证据，证明培根关于中国的若干记述直接取材于门多萨的著作。
　　炼金术、瓷器等中国话题曾明确出现在培根的著作之中，表明他确实对中国抱有浓厚兴趣，而且这种兴趣首先是从自然知识与实用技艺的角度展开的。然而，这种关联并不意味着他完全了解现实中的中国，毕竟培根所能接触到的，主要还是16世纪中期以前的旅行记述和传教士报告。例如，他误以为只要经过足够长的时间和地热作用，物质便可以在转化过程中变成瓷器。这种推断正是欧洲早期关于中国制瓷工艺的典型误解之一，也折射出欧洲人对中国瓷器神秘性的想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培根对中国的书写是有限知识的产物。
　　回顾17世纪以来围绕培根的诸多评价可以看到，他以全新的知识观和方法论，推动了科学从权威之学向经验之学的转型，为近代欧洲提供了理解世界的独特视角。作为在科学与文学、技术理性与政治关怀之间搭建桥梁的关键人物，培根是近代欧洲在重构自身知识秩序与世界图景时无法绕开的参照对象。
　　《光明日报》（2026年06月04日 13版）
[ 责编：赵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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